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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人民政协报财经周刊》代表委员眼中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源:《人民政协报财经周刊》 发布时间:2018-03-28 浏览量:

全国政协委员、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奚国华:

发展应急产业保障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部,作为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新组建部门,承担着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责任。为了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应急产业发展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与规范。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奚国华表示,应急产业事关公共安全,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完善应急产业发展,解决产业发展中仍存在的突出问题至关重要。

据介绍,目前我国应急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应急产业边界不清晰,与现实发展不匹配、强调灾中和灾后处理,对预防、规范、培训不重视,投入度极低,重工业灾难、自然灾难和公共安全,对涉及老百姓日常的应急安全重视不够,引导不够等。

对此,奚国华建议,要强化涉及工业安全、公共安全和老百姓生活安全的各种规范标准,严厉打击各种不安全产品的生产销售;强化高新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在应急中的应用,并给予专项扶持;通过产业基金和其他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到应急产业,明确应急产业为国家优先鼓励的行业;设置重大专项开展应急科学与工程学科体系,即应急科学、应急技术、应急工程、应急产业及应急管理等五分支相关基础研究工作,以学科体系推动应急科学与工程体系基础研究工作,助推应急产业理论引领与实践落地工作。

据了解,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央企业中唯一一家获批将应急产业视同主业发展的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

防风险、强监管构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转眼间,距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已经有10年之遥。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次贷危机教训在于忽略了对资产证券化产品发展规模及其信用评级的监管,放大了信用风险,失去了对金融风险的有效控制。”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关键时机,随着股指期货、融资融券、权证、资产证券化等产品创新进程的加快,市场风险总量呈现不断累积的态势。鲁晓明指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金融体系风险防控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考验、金融产品创新的丰富和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使金融风险更趋隐蔽性、复杂性和传染性。建设一个充分确保风险与利益透明度的诚信市场体系及重大金融风险应对机制,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监控,应当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

次贷危机归去来兮。我们只有充分借鉴历史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维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而更快、更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为此,鲁晓明建议:一是打破一行三会之间分业监管的格局,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统一在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之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二是保证监管机构的专业性和决策上的相对独立性和长期性。从长远看,金融业的活力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最终来源于金融行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稳步加快金融行业的互联、互通、共享;三是深化金融业与科技的融合发展,运用科技手段,让科技力量成为现代金融发展的“助推器”;四是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在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引导实体企业的发展,提升金融服务的整体效能。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程永波:

强化科技创新助推高质量经济发展

“锐意创新、埋头苦干,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发言,着眼发展大势,突出问题导向,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程永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是一场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面对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新变化,如果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过去的老套路上,不仅难有出路,还会坐失良机。万峰磅礴必有主峰,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发展,归根到底要落在创新发展上,其根本是发挥科技创新的牵引作用,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的“关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顺利跨越“关口”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本途径。“创新能力不足、体系不完善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实现新突破,必须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质量变革的战略支撑,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坚持创新为要、人才为基,大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程永波说。

为此,程永波建议:一是加快构建“政产学研用”紧密合作的创新体系,加快构建各类市场主体合作融通、共建共享的创新平台,促进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无缝对接、“优势叠加”,引导更多创新要素向企业流动、向产业集聚,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现产业链、资金链和创新链融合,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推动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提升创新创业水平和质量;二是积极推进“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围绕高新技术、高档产品和高端环节,集中精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特色农业,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用优质增量助推高质量发展;三是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加快引进和培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和团队,形成各类人才衔接有序、梯次配备、分布合理的人才结构,突出“高、精、尖、缺”人才的培养,完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提升人力资源开发配置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周勇:港澳中资企业积极承担新使命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港澳中资企业的业务范围几乎覆盖了港澳所有经济领域,在诸多行业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成为促进港澳经济繁荣稳定的重要力量。同时,近年来港澳中资企业广泛参与内地经济建设,积极实施国际化拓展,逐步具备了国际化现代企业的综合实力。谈及新时期港澳中资企业未来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建筑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周勇表示,港澳中资企业在新时期应担当起新角色,在积极参加内地社会经济建设转型升级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两个方面承担起新的重任。

据了解,近年来包括中海集团在内的大型中资企业,在参与祖国内地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进程中规模不断壮大。如2017年作为雄安新区开篇之作,中国建筑成功竞得“雄安第一标”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项目。按照周勇的话说,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其发展构思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开发建设模式,集现代城市建设、产融结合等综合性创新因素于一身,某种意义上雄安新区的建设将为世界城市建设贡献中国样板和中国智慧。

同时,港澳中资企业具有来自内地、扎根港澳、面向国际的特点,熟悉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从企业层面看,港澳中资企业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发挥独特的两个角色作用:利用中资在港企业国际化经营经验及区域天然优势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发挥国家战略实施的先锋作用;依托港澳中资企业的独特优势,直接作为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主体和拓展平台,进一步将其打造成为全面走向国际市场的拓展平台。”周勇说。

但基建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同样面临着提高运营质量、创新发展模式等诸多挑战。“这正与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相契合。作为基建行业应抓住时机,把握好难得的历史契机,通过项目的建设运营不断探索创新,争取在业务转型升级方面取得新突破,获得新动能。”周勇最后说。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东省委副主委熊水龙:

我国政府引导基金亟待形成“拳头”效应

“截至2016年,全国共有政府引导基金901支,2011~2016年间,引导基金数量平均增长率为328.7%。“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东省委副主委熊水龙高度关注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他表示,“我国不少发达地区,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与创投、风投结合,以有效放大财政资金杠杆,强化对创新成果在种子期、初创期的投入,有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化。”

不过,熊水龙提出,政府引导基金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引导基金控股或参股的投资基金,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影响,往往陷入双重监管,监管标准不明晰;地域、行业、规模、技术要求等硬性门槛,极容易出现资金供给和现有项目不匹配;过度追求基金数量、规模和资金安全,进而出现资金沉淀、闲置现象,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受到严重制约;大多都是单打独斗,无法有效整合资源为被投资对象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增值服务,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拳头”效应。

为此,熊水龙建议:一是明确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化方向。改革的大方向是争取做到投融管退的“四个市场化”,包括:资金来源市场化、投资决策市场化、激励机制市场化、退出机制市场化。二是支持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化团队。积极尝试新型运作模式,比如重庆市渝北区政府与盛世投资共同成立混合所有制公司,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政府明确不能投资的领域,其余则可以非禁即入,赋予机构自主权。三是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管理,政府引导基金在保证一定资金比例投在本地外,还要鼓励它们向外地投资延伸,从上游的研发设计到末端的营销物流,增强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四是做强地方金融控股平台,金融市场上,传统基金供应已经很充分,金控平台好比基金的母集,单个基金只是金控平台的子集。地方金融控股平台具有提高城市金融效率、为地方经济保值增值、优化地方金融环境等综合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艾尔肤组织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正国:理顺“三个关系”破解科技成果产业化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一次明确了创新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创新就离不开科技成果产业化。当前,中国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转移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已成为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工商联副主席、陕西艾尔肤组织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正国看来,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转移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大学和企业的关系。”杨正国说。大学的主要使命是培养人才,汇集和传授知识,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当前,我们有太多大学被赋予了产业化的使命,让科学家和大学直接从事市场经营,显然不合适。知识创新主体在大学,而产业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各尽所长,协同发展;二是科研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科技成果产业化转移难是我国的普遍现象,杨正国认为原因在于搞混了科研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深层次原因在于评审机制和资源分配问题。首先,很多项目在立项时没有考虑项目的商业化前景;其次,大部分科研项目靠的是财政经费,政府对科研方向影响力会大于市场,这会带来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脱钩现象。

“最后是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角色关系。”杨正国认为,科学家和企业家是创新发展的两条腿,两者应相互配合,互为支撑。科学家的专长是总结新知识、研发新技术,并不是去发现市场中的不均衡,创造新的利润点。将新知识、新技术变成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必须依靠企业家的创造性劳动。

按照杨正国的话说,若搞清了这三种关系就可以打破科技成果产业化转移难的魔咒。因此他建议,一是各级政府要进一步重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建立以企业家为主导,以科学家为支撑的创新发展新模式;二是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产学研联合体。将资源配置由过去的重点投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改为重点投向支持企业建设各级研发中心,要逐步形成以企业订单式研发为主的科研体系;三是建议各省工商联组建科技创新委员会。通过工商联发挥桥梁、平台、居间作用,通过第三方机构以公司化运营模式,全面对接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强调以契约精神、法律意识为原则,协调并分别保护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利益;四是建立大中小企业和大学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龙盛集团公司染料事业部总工程师欧其:       

加强环保精准执法实现染料行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是染料生产和使用大国。全国两会期间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欧其给记者列出一段数字:目前我国染料年产能约为130万吨,占全球产能的60%以上,市场份额占全球40%以上,常规生产品种约800个,染料中间体产量约45万吨。

不过在《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年版)中,一共有885项产品列入“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目录,其中涉及染料的就高达200余项。“染料行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行业污染问题就必须要解决。”欧其介绍,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入驻各省期间,依然接到了群众对于染料及染料中间体生产企业的大量投诉,说明染料行业的环保治理仍需继续加强。

欧其认为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在现行环保法下制定精准执法细则(或体系)并加强行政作为,建议加强“散乱污”企业排查力度,建议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建立失信企业名单;二是建立产业承接环境评价体系,算好生态账。建议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逐步转变为“招商选资”,对于已引入的企业,建议全面推进考核评价体系建设,从单位能耗增加值、单位排放增加值、亩均增加值、亩均税收、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定期对企业效益进行考核评级,加快扶优劣汰;三是出台具体措施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加强新技术推广。鼓励企业加强环保新技术研发及投入,树立行业环保标杆企业,强化绿色工艺在行业中推广,推进绿色信贷;四是建立绿色消费法律和政策导向,抵制高污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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